司令:反對獨裁和暴政——六四三十週年之際從經濟和人文角度的思考

流亡澳洲經濟學者司令先生署名文章

北京最近上演了2019主場外交的壓軸大戲——一帶一路峰會。我們看到,獨裁者俱樂部重新聚到了一起,他們拿著人民的血汗徹夜狂歡,為金元外交唱響讚歌。誰都知道,非洲的那一幫「兄弟」們,都是希望習近平可以慷慨地「支援」他們,然後在聯合國安理會和人權理事會繼續對北京當局的做法熟視無睹。

30年前的六四事件,成為蘇聯和歐洲東部地區巨變的開端,社會主義陣營如摧枯拉朽,迅速土崩瓦解。這是中國有良心的仁人志士和前衛學生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福山先生寫過一本書,叫做《歷史的終結》,書中莊嚴的宣告「人類意識形態之爭已經走向了終結,自由民主已經取得了最終勝利。」

但是,30年過去了,我站在澳大利亞,西北望,我回憶過去中國的政治演變進程,我十分擔憂地發現——從獨裁和暴政走向民主,這條道路不是單行道,人類在抵抗奧威爾式的種種倒行逆施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形勢似乎一點也不容樂觀。

所以,我不禁發出疑問——反對獨裁和暴政,我們永遠在路上。什麼時候,才能高奏起集權專制的輓歌呢?

在總結專制和民主的互相轉化的規律的時候,我想拿俄羅斯來進行分析。因為很明顯,美國等西方陣營和專制並沒有太大的關係,不具備專制的「經驗」。伊朗、古巴、朝鮮、越南,還有中國,都不具備民主的經驗和獨立實踐,唯獨有俄羅斯這個國家比較合適。它歷史上曾經經歷過前蘇聯的獨裁和暴政,也經歷過蘇共倒台和民主化的艱辛探索過程。

任何專制的產生,都會有一個或者一批強人的出現。俄羅斯就有普京。他曾經是克格勃,專斷和強權是他的偏好。從國家民主範式來講,過去的一百年里,從沙皇俄國,到蘇聯時期,這個國家都沒有什麼民主的基礎,反倒是積累了很多怎樣把獨裁和暴政貫徹到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寶貴經驗」和「成功實踐」。普京造了一把劍,上面寫著明晃晃的字——大國沙文主義和強權政治。

我們想一想葉利欽時期和普京時期,兩者還是很不相同的。葉利欽對專制深惡痛絕。而普京還對獨裁念念不忘。俄羅斯人和中國人在一點上面很類似——都具有大國沙文主義情結——中國叫做「民族主義」。這兩個民族,似乎離開了獨裁和強人,就如同把他們手裡的飯菜奪走一樣——活不下去了。所以,直到今天,在中國,使用「沒有了共產黨,你們以後靠什麼?」來蠱惑人心,依然被一些人所接受。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民族悲哀。

你是否曾經認為過,中國共產黨的專制基礎主要是50年代到60年代出生的人,也就是那些「最炫民族風」的大媽們。你是否也曾經認為,等到這批老人逝去,中國的年輕人開始主導中國的主流思想的時候,民主就從天而降了?

我要告訴你——這個想法缺乏事實支撐。中國的「愛國小粉紅」當中有不少80、90年代出生的人。

紀念六四事件三十週年之際,這些問題的澄清,對於怎樣反對專制和獨裁、怎樣避免海外民主化運動「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們要避免的是:我們最反對獨裁和暴政,結果我們奮鬥多年后,突然傻呆呆地發現,自己變成了當年自己最討厭的那種人,做著當年自己最反對的那種事情。而共產黨呢?依然屹立不倒,紅旗飄飄。

現在,北京的當局成為獨裁者俱樂部的主賓。當滿大街的警察都在告訴你「暴政就是這樣神奇」的時候,你是否覺得自己已經深深地被習近平的「魅力」所征服?我們不要忘記,加拉加斯的街頭的防暴戰車,就是馬杜羅在南美與習近平遙相呼應的可怕符號。六四事件三十年過去了,北京變成了一個邪惡軸心,到處煽風點火,充當獨裁暴政者的急先鋒。加拉加斯經常從北京得到大筆的無償經濟援助,但是卻絲毫不會顧及本國很多人民長期處於聯合國規定的貧困線以下。還有德黑蘭,北京說「伊朗歷屆領導人都對中國重視有加,甚至將中國視為『救命稻草』」。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卻宣佈不再延長對伊朗石油進口的豁免,使得很多觀察人士認為此舉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來自北京——這個長期作為德黑蘭石油最大買家的金主。

我製作了2019年第一件 #反對共產黨暴政 ——#文化衫。
我沒有 #退路 ,我沒有 #金錢 ,
我用房東不要的襯衫 和撿來的畫筆,
#發出我的聲音 , #我告訴世界 ——
#共產暴政,#必將終結!

獨裁和暴政,不單單是我們所理解的軍隊、法庭、警察和監獄,事實上,我上面從經濟學角度對六四事件三十年來,以俄羅斯和中國作為分析模型所揭示的「獨裁經濟」和「暴政文化」,才是當今世界最容易忽視的潛在威脅。

反對獨裁和暴政,從此應該被賦予更加豐富的物質內涵和人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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